刚刚看完了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果然很棒啊。而且这部剧实在是意义重大,一个直观表现是豆瓣评分,现在有9万多网友打出了9.5的超高分,刷新了台剧的评分记录。
之前台剧最高分是根据白先勇小说改编的《一把青》,评分9.3。而台剧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新白娘子传奇》,评分是9.1。
即便放眼整个中国电视史,把大陆和香港都放进去,这个评分也足以进入金字塔尖的第一梯队了。我查了下,目前超过这个评分的只有三部电视剧:《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87版《红楼梦》。
大陆网友讨论热烈,台湾媒体也把它当做里程碑式作品来讨论。
于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一部剧能够刷新记录,获得如此之高的口碑?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直面现实社会问题,而且是同时包含多个议题:从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随机杀人”),辐射到死刑存废、媒体操守、网络暴力、法治程序正义、精神健康救助……
之前几乎所有的超高分国产剧,都是历史题材,我们只能以史为鉴,从《大明王朝1566》找到现实问题的隐约对应。现实题材当然也有,比如《蜗居》,名义上是聚焦住房问题,但演着演着重点就走偏到了男女关系上面,还是出轨、小三、包养情妇这类俗套狗血戏码。
《我们与恶的距离》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如此之多,而且没有走偏,每个问题都得到了精准又有深度的呈现。而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没有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没有明确地告诉观众结论,而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判断。导演也说了,“我们没有偏颇任何人”。
那些复杂的问题包括:
对一个滥杀无辜的罪犯,是否就应该从重从快地处于死刑?杀人犯也有人权吗?假如有,应该到哪儿?到底要不要继续保留死刑?如何理解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所做的工作?这份工作也是“正义”的一部分吗?极端暴力事件能够得到有效预防吗?杀人犯的心理需不需要被大众理解?你认不认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这句话?杀人犯的家庭,要对他的罪行负责吗?
一个人患有精神疾病,是否一定就要被管制?如何做到既防止精神病人危害社会,又不损害精神病人自身的权利?精神病院能不能开在闹市区?如何帮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在和精神病人相处的时候,是提高警惕另眼相看,还是平等对待?
媒体如何平衡收视率和社会影响?大众爱看什么,媒体就要去报道什么吗?大众知情权和被报道人隐私权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定?媒体本身到底需不需要被监督管制?被谁管?怎么管?新闻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大众在网上发表言论的边界在哪儿?言论自由就意味着可以随意发言而不需负责吗?怎么看待键盘侠以正义之名行暴力之实?为什么网络舆论总是充满戾气?网络民意是真正的民意吗?
以上每一个问题,都在短短十集的剧情里有充分的展现和讨论,可见这部剧的能量密度有多大。
这种现实主义的严肃正剧,我们此前只能在美剧英剧日剧韩剧里看到。很多人对台剧居然有这样的质感而惊讶,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台剧好像只有两种类型:傻白甜爱情剧和苦情乡土剧。
可实际上,《我们与恶的距离》绝非横空出世,之前已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土壤培养期。台剧几年前就兴起一股社会题材热潮,比如《光阴的故事》讲眷村文化,《麻醉风暴》讲医疗问题,《出境事务所》讲殡葬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讲亲子关系。只不过这些剧都没有进入大陆观众的视野而已。
《我们与恶的距离》不过是在前述成功作品上的又一次升级换代,几乎达到了国际级的高水准,这才终于让总是习惯性小看台剧的我们关注到。
我看了一些幕后主创的采访,大家都觉得本剧之所以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首先是因为有一个好剧本。编剧吕莳媛,是台湾现在最有实力的金牌编剧,同妻题材电影《谁先爱上他的》她也是编剧之一。
为了写《我们与恶的距离》剧本,她花了两年时间做各种调查,遍访新闻界、法律界、医务界。
因为剧本太好,其他主创也都很认真对待这个项目,不敢有丝毫怠慢。
比如美术组,就专门搭建了一间电视台办公室,所有设备器材都尽量靠近真实的电视台,不忽略每一个细节。
剧情重头戏主要是发生在品味新闻台,演员们就真的按照片中角色建了一个工作群,可以说非常入戏了。
饰演人权律师的吴慷仁,剧里的工作是专门为死刑犯辩护,反对死刑,而吴慷仁自己却是支持死刑的。
这种矛盾让他有些无所适从,就花了大量精力去和法律界人士沟通交流,去了解废除死刑的理由,还有什么叫程序正义。
这才有了全片最有震撼力量的那场戏:得知当事人绕过法律程序被处以死刑后,律师王赦大醉一场,然后向家人哭诉自己捍卫人权的初衷。据说演这场戏之前吴慷仁真的喝了不少酒。王赦这个角色在剧中大部分时候都是沉着到压抑的状态,这是他少有的释放时刻。这段戏值得拎出来单独细品:
律师王赦还有一场戏我也挺喜欢,就是他在车里告诉妻子自己的身世:原来他从小就是个弃儿,在育幼院长大,后来一度成为小混混,差点酿成杀人大祸,只是因为那天迟到才得以幸免。
短短一场戏,就让之前一直都不近人情的王赦袒露了内心,也让人稍稍理解了他为什么会选择帮杀人犯辩护。
除了主角,配角也都很努力。饰演杀人犯李晓明的演员王可元,戏份并不多,可他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按导演要求读存在主义哲学,想让自己的精神进入另一维度。后来因为看得太认真,又被导演叫停,怕他太入戏走火入魔。
除了看书,他还很长时间将自己封闭起来,刻意不和外界联系,就是为了培养反社会的情绪。
另一个戏份更少的杀人犯陈昌,他的扮演者叶子彦也做了很多功课,面对镜头张口就是一串关于精神病患的数据。
整部剧最让人惊喜的表演,还是来自于女主角贾静雯,她演的是品味新闻台高管宋乔安,儿子在电影院被李晓明杀害,从此她就性情大变,用酒精和工作麻醉自己,成为在职场上苛刻对待员工的女魔头,把所有的脆弱和悲情都藏在面具之下。
剧情中有个巧合: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李大芝恰好是新闻专业毕业生,又恰好来到品味新闻台成为宋乔安下属,宋乔安得知情况后公报私仇,安排员工跟踪拍摄李大芝,导致李大芝家人被曝光,并遭受舆论围攻。
李大芝来到电视台愤怒声讨宋乔安这场戏,是贾静雯的演技高光时刻。先是冷着脸过来应对李大芝叫板:
嘴硬说自己就是无良媒体,然后再次安排下属过来拍李大芝:
李大芝这时说的一段控诉媒体的台词也让人印象深刻:
宋乔安的反应是怒目而向厉声反问:“那我儿子呢,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边说边掉下一颗泪。
注意贾静雯演这场戏时的表情:面部紧绷,抿起的嘴角微微抽搐,是情绪激烈时努力克制的神态。这时即便我们也知道公报私仇不对,但对宋乔安还是理解怜惜的。
这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场戏,其他无数场戏也都是这样,爆发激烈矛盾的双方都不是坏人,都可以被理解,但伤害就那样发生了。就像洪都拉斯演的配角News哥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现在可以分析一下“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剧名。看剧之前,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剧名想说的是我们与那些恶性案件之间的距离,我们什么时候可能会被伤害。但只要进入剧情,很快就会知道,剧名的实际意思是说,我们有多大可能会成为作恶的那个人,我们会不会伤害别人。
剧中大大小小的角色,不光是杀人犯,其他那些看似善良的人物,也都成为过作恶之人。
新闻高管宋乔安,公报私仇,用媒体公器恶意曝光下属隐私,这是恶。
律师王赦,小时候加入帮派差点杀人,这是恶。
王赦的妻子美媚,不理解丈夫的工作,觉得杀人犯和精神病患都不配被保护,遇到精神病人热心帮助第一反应是抗拒,导致刚生的孩子没保住。这是恶。
李大芝有个师兄,当然也是新闻系毕业,他知道李大芝喜欢他,就利用这份感情靠近李大芝,用卑劣手段获取新闻素材。这是恶。
李大芝得知师兄骗她后,精神当场崩溃,扬言要杀了师兄。这也是与恶极度接近的时刻。
还有那无数网友,在网上不问事实真相就一味喊打喊杀,纵容戾气左奔右突,这更是恶。
我们都不要那么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和罪犯划清界限,觉得他们代表“恶”,而我们自己代表“善”。不不不,善与恶常常只有一线之隔,或者根本就是混淆不清的。
还是王赦那段台词说得透彻: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能够安安稳稳地长大,能够岁月静好,那只是幸运而已。
这并不是为罪恶张目,为坏人洗白,而是一种温柔的同情和理解。罪犯是该得到惩罚,但如果光有惩罚没有理解,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罪犯。
当然这部剧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要讲的问题太多,剧情就必须环环相扣,密度太大,巧合太多,就会导致一些人物功能性过强,形象不够丰富立体,其中少数几个演员的演技也有点勉强。但这些都不重要了,能够有以上所说的那层层立意,那些肉眼可辨的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优点,除了给出满分好评,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周围不止一个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用三个晚上一口气看完10集。看到最后一集,紧绷的情绪终于释放,无数思绪涌出,终于决定写下这两三年来,第一篇“观后感”。
我们与恶的距离,从来不远。
这部剧谈及的东西很多,媒体公权力、法律、公义、精神病人、被害者家属、凶手家属……聚焦的人物也很多,宋乔安夫妇、宋桥平夫妇、李晓文一家、应思悦一家、王律师一家。所有人因为李晓明、应思聪这两个“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10集故事,围绕“寻找”、“妥协”与“和解“三个关键词展开。人们试图寻找杀人者为何杀人的原因,人们向现实无奈妥协,人们主动尝试和解。这部剧里的人物塑造,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渐渐丰满、真实,渲染到最后一集,逐层爆发,催人泪下的同时,也像这集的名字那样,让人看到”未来的样子“。
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就会知道,这几年的台湾,并不太平。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所谓”精神病人伤人“的报道,其中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和2016年“小灯泡事件”,更加为世人所熟知。我不知道剧中李晓明案、陈昌案是否脱胎于这两个案件,但李晓明给父母的信中那句“我要成大事”的表达,和“台北捷运案”犯人郑捷的在自己FB上写下的“要做大事”不谋而合。郑捷的父母、弟弟,也在案发后与他切割,媒体报道用词为“神隐6天”,之后出面向受害者道歉,下跪超过20次。重看当时的报道,郑捷的母亲和李晓明的母亲装束一样,帽子、口罩包裹的严严实实,在道歉后飞奔着逃离媒体的追击。
五年过去了,剧中李晓明父母尝试着去和受害者家属达成“和解”,现实中郑捷的父母又在哪里,他的弟弟在做什么,是否也和李晓文一样改了名字重新生活,搜了一遍,没有半点消息。
我记得,那几年很多媒体报道都在问“身为郑捷父母是什么感觉”,“是什么造就了冷血杀人魔”,然而,无人能找到答案。他和李晓明一样,被快速执行了死刑,人们只能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去拼凑真相。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站出来,亲口叙述孩子的成长,帮助分析、理清究竟是哪一步偏离了轨道,最终酿成大祸。
假如,我是说假如,在现实中,郑捷和其他很多被贴上“精神病”、“疯子”标签的人,能有幸和剧中应思聪一样,遇到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一个愿意聆听他的社工,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朋友,或许很多时候,在帮助他们和自己”和解“的同时,也能避免掉很多悲剧的诞生。
突然想起2017年的港铁纵火案,那应该是距离我最近的由“精神病”引发的人员伤亡,1死18伤。案发次日清晨我去了现场,尖沙咀站内还有劫后惊魂的气息。60岁案犯张锦辉有精神病记录,需要定期复诊。案件中他被烧伤留医三个月后不治身亡,成为唯一的1死。而他为何作案的原因,也跟着他一起消散,他的妻儿,也再无音讯。
那起案件过后,香港传媒围绕“精神病患”关注并讨论过一点时间,最终不了了之。和剧中一样,传媒在意的是点击率,是血腥的标题,只有这样,才会让读者闻着血腥味来凑高点击率。标题怎么骇人听闻怎么来,内容怎么猎奇怎么来,比如在某媒体《【港鐵縱火案】疑犯鄰居買定家居保險:佢經常煲燶煲 間屋差啲著火!》报道中就提到,“邻居说案犯常常去赌钱、不做家务,好不容易做一次还差点引起火灾……”读者看了自然会联想到:难怪心理变态,这人该死。
没有人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受害者家属只希望他们死,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消失,键盘战士们早就杀了他们成百上千次。
没有人想寻找答案。王律师的执着和坚持,有什么用呢?在陈昌狱中自杀后,在他妻子因为恐惧应思聪而摔倒以致早产,最终孩子夭折后,他无奈妥协,放弃了去促成和解的尝试。
全剧最怀抱希望的人,放弃了希望,加上应思聪情况恶化,一切都down到了谷底,绝望,无奈,无可奈何。然而,在最后一集却大反转。没有放弃的社工,劝服了病情加重的应思聪,没有酿成伤人惨剧。王律师的老婆尝试理解、鼓励王律师坚持下去,去捍卫公义和人权。这种柳暗花明,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妙的地方,它呈现了不去试看看的后果,也描绘了努力去尝试的结局。
与恶的距离,就在这“试,与不试”之间。
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复杂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环境至诱发因素,可是传媒容易以单一因素来总结。“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
有港媒曾如是说。“媒体与恶的距离”,正正在此。韩剧《匹诺曹》里,男主角的父亲救火时死于火灾,却被污蔑为害死队友的凶手。劈天盖地的传媒令男主角和他的妈妈、哥哥走投无路跳海亲生。马航MH370事件,失踪的机长被传媒渲染成“会在家里开飞行模拟器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其家庭所在的宗教国度,家人所承受的谩骂质疑,可想而知。
李晓文说的对,无良传媒“杀”的人,不比他哥少。
对“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无良媒体的另一战绩。周遭的人害怕,越害怕,情况变得越糟糕。异样眼光、动不动就强势管控,让这些试图融入社会的”再生者“处于”被注视“的环境中,无法逃脱。
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思觉失调”,不是精神病。香港政府的“思觉失调”服务计划明确写到,“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精神状态,但如果不及早识别和及早治疗,是可能发展成为一 些精神病“。
如果及早识别“思觉失调”,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会比较理想。而且,当患者并未作出过任何伤害自己及影响他人的行为,日后他康复重投社区的成功率会较高。相反,如果患者早期未被识别和治疗,已发展到一些精神病时,治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即使彻底治疗,由于患者从前作过一些负面行为,又被人知道,可能影响其重投社区,过正常生活。
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又有有多少,去普及过、讲述过这些呢?
要拉开与恶的距离,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而不是找一个符合大众期待的单一答案,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李晓明的家人,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活在阳光下,被害者的家属,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火灾阳光下,让生活继续,是拉开与恶的距离的不可或缺的尝试,唯有此,才能告别对悲伤的妥协,迎来与痛苦的和解。
比起除之而后快,探究犯罪心理成因,把犯罪心理扼杀在摇篮中,是还活着的人,最应该做的,让恶真正远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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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台湾现况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台湾价值观,里面的很多比如里面的废死,为了解死刑犯不停奔波的律师,不顾人质安全,媒体现场直播抓捕。在为了收视率做低俗新闻,但又想确保信息真实度的新闻责任感之间纠结的品味新闻,其实都是台湾现状。 该电视剧为了体现真实的氛围,请了著名台湾最敢说的节目主持人李晶玉现场模拟精神病鉴定的政论节目。此剧由几个真实事件改编,质量说实话吊打了很多大陆剧,毕竟大陆剧现在很少有这类实事类的电视剧,还处于一窝蜂拍傻白甜式的肥皂剧的阶段。 但是,虽然电视剧将这些情节展现得非常严肃,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真实案件的加害者并没有妹妹,这个故事巧就巧在加了这个角色,显然这个角色是为了烘托废死立场而设定的。 这剧另一重要角色媒体,最臭名昭著的标题党就是从香港传到台湾后发扬光大,对的就是那个就是做彩色鲜艳大版面的🍎报,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新闻氛围是它带坏的。以至于台湾网络媒体作过一篇报道,台湾媒体评论IQ30的讽刺文。网络酸民有句最刻薄的话讽刺台湾媒体:“今天不读书,长大做记者。”(这句话其实应该从大陆天涯台湾板块传过去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真傻,一切都是收视率点击量,这点跟大陆网络媒体,自媒体半斤八两吧。这使他们很多报道内容没有下限,这使台湾媒体处于一种无厘头式的癫狂状态。 在选举制度下的国家跟地区,自由民主自然的被商业媒体垄断,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维一般都是从学者论述,到媒体发扬光大,口口声声的喊着反对政府无能不作为,要反体制,其实这些媒体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自由主义的媒体仅仅是将媒体的公权力扩大化。作为选举制度中的第四权,唯一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监督部门。这就是制度设计的矛盾之处,作为体制中的第四权者,自然是体制内的公权力部门,但没有监督部门,自然滥用权利了,但媒体作为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如果运用公权力对其约束,这本身就反了体制。 商业媒体收视率是电视台唯一生存的法则,而小小的台湾竟然有上百家媒体拥蜂而上,这么小的市场,为了生存各种没底线的故事都会报道,目的就是吸引眼球。都说媒体监督政府,关键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这就是台湾乱像的起源之一。 这部剧展现了台湾媒体的生存困境,也展现了台湾价值观,比如政客节目上最经常出现的恐龙法官,废死联盟,把精神病院盖在热闹的居民区等等。 另外里面的几个主角的价值观都是绿色政治人物倡导的东西,并不是它们不好,而是这些倡导不切实际,不能解决问题。导演对台湾环境的写实至少在电视台职业展现上可以说是纪实的。 同样,里面的主要人物角色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不是不可信,这是一种现实状态,一种小确幸的傻劲,这个电视剧把它做成了招牌。 比如,律师自大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了解死刑犯的过去就能杜绝这类屠杀发生,这是社会工程,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一种职业都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些。电视剧中,这个律师上了不只一次政论节目,剧中这个角色有意思的就是在上节目的自信跟现实中自卑心态鲜明对照,体现在剧中见岳父岳母上。显然这个角色的自卑来源能娶到跟他身份地位不匹配的女人。 他做了大量跟工作职务要求不符的事情,显然有冲撞法律体系冲动,这类冲动的律师,又常上政论节目,那就有着显而易见的从政欲望,这符合台湾从政三大行要求——农业,医生,律师。不过大陆这边把企图冲撞法律边界的称之为职业讼棍,这类律师在没到社会转型需求的时候,成长空间不大。 这部剧表达的是现实,也表达了价值观盲区的迷茫,整部剧看着挺憋屈,整个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压抑状态,最痛苦的是,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一集延续到下一集。感觉这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压抑。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表达价值观困惑的剧,并通过一起真实案件将这种困惑表达了出来。这是追求的价值观跟社会现实脱节的困扰,在这种困扰中,社会其实在原地打转甚至后退。 最后,还有个真实荒唐的事情,台湾一号女领导把这部剧当政绩宣传并在Facebook推荐,老实说,这部剧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现状的摇摆姿态,而否定只有两个原因,要本土,却并不本土。追求价值观,但没有价值。
夏天在台湾听吕莳媛老师讲课的那一次,其实我是逃课去的。
我翘掉了小说组的第一堂课,去了影视剧本组,因为逃课需要点时间,所以去的时候,稍微迟到了十五分钟。
吕莳媛在讲课的时候,易智言就坐在最后一排,我没认出来,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很大想学写剧本的同学而已。他老是提问,常常把吕莳媛问得有点愣住,她就会站在讲台上认真想一想,然后告诉他,“这一题,我不知道怎么答。”
最后一次,他又提问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准备打断他说,“这位同学你别说话”,旁边有人把我的手压住,“不用不用不用,他是易智言......",我说,易智言是谁?
非常蠢的一个小插曲。
说回正题,我并未接触过编剧行业,只是觉得好玩。
吕老师让我十分敬佩。作为一名已入行23年的编剧,如此谦逊,如此刻苦,如此认真,在写剧本的时候,去做田野调查,看很多书,采访别人,跟法庭,问律师一些“我自己都觉得很笨的问题”,跟着那个律师开庭、分享、做讲座,跟到那位律师到底还是和她熟起来,开始跟她掏心窝子讲心里话。
她还是不满足,觉得需要更多的细节,于是继续看书,做田野,继续采访。 而这些,即便是一个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人,也是应该认认真真去努力做到的,我却差得很远。 原来编剧并非是一个编故事的人,而是试图还原,试图重现,试图思考,而很多时候,很多情景和状况,让思考变得更难了。
一个无差别杀人案,网络上的谴责如潮水,她看了无数帖子,她提问,你们有在这个当时很热的帖子下面回复吗?很多人举手。因为那是台湾当地非常轰动的案件,自然有很多人举手,如果换到大陆来,想来情况也是类似的。
我们这些看客和判官,沉迷在自以为是的正义里,我们怜悯,我们同情,我们呼吁,但实际上,我们离我们所呼救的,到底有多远呢?
五十多岁的吕老师,她并没有说更多,她只是说,是很难呀,但还是要写的。
吕莳媛
台湾电视、电影编剧,曾任制作人。
2010年以《牵纸鹞的手》获得第45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2015年以《出境事务所》再度获得第50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2019年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三度获得第54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
《我们与恶的距离》
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
这部剧集是台湾地区少数由编剧先行,完成剧本之后,才对外招标制作团队的案例。原本2016年台湾公视(PTS)邀请吕莳媛开发剧本时,她打算以“八仙尘爆”为题。2015年6·27新北游乐园粉尘爆炸事故造成500人受伤、12人死亡。
但后来项目与资策会的“创新应用服务研究所”合作,新闻事件与网络留言的大数据分析成为编剧的重要参考,考虑到戏剧冲击等因素,吕莳媛将主题转向“无差别杀人事件”,即“随机杀人”。吕莳媛觉得台湾地区缺乏社会写实剧的关键。
该片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企业赞助、个人捐赠等。10集《我们与恶的距离》耗资4300万新台币,折合成人民币约为936万元
田野调查与角色塑造
以下文稿听写并节选自吕莳媛老师
2019年印刻文学营讲座
仅供学习,请勿商用
-关于大数据
……
我自己觉得这是两件事,我想要把它分开来谈这样子。当你去了解这个人之后,就不是(作为)媒体或者律师跟这个人相处的。那我们其他的人看到的(相关新闻)都是比较片面的。我们是不是有把握,当我们自己处在罪犯的那个生命际遇里面,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都要想一想。
后来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一直在大数据里面(做调查),因为我提不出好的想法,没办法给很好的回馈,我不知道要怎么怎么往下(调研),所以我后来想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当一个媒体的抬头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影响你在下面人的想法。
我好像到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感受到,所谓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媒体给我们的。
在这个大数据里面,比如说他们给我的一这个讯息,这些帖子里面点击率和回复率排第一的是那个7万多个回应,那个帖子叫做《连黑道都看不下去...》,这就是所谓小编的能力,你在一个媒体的角色扮演上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其实绝大部分(网友)是恨意很多的,或者是那种给予祝福的,比如说送蜡烛送小灯泡。
下面我想提问:曾经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过言的请举手。或者有你朋友留言的请举手。
(现场很多人举手了)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们要做大数据了,因为对我来讲,我需要的是真人接触,如果一直看新闻,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难。所以我后来才会把媒体比重放得多一些很多。我们现在都是回头检视,当你在那个熏陶之中,可探讨的篇幅也比较多。
因为大数据会告诉你说,事件发生在媒体上的脉络。比如说,比如什么时候点击率最高,什么时候这样,过多久会怎么样?第一天讨论什么,第二天讨论什么,第三天讨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脉络。
-关于内容整体
另外是内容整理。
因为我选择在两年后开始进行,那时已经是死刑定罪,它自然又掀起一波讨论。对我来讲,会觉得其实是需要花时间去跟人接触去了解,去看开庭,而不是透过媒体给我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人遭遇到挫折,犯下罪行之后,他的心理变化过程。心理学上有一个完整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要逃避监视,第二阶段是否认,第三个阶段是推卸责任,最后才是接受。(编辑注:即犯罪心理五个阶段①否认(失落)②愤怒③协商(迷茫)④绝望(消极)⑤接受)
然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在写作者或者在遇到家庭事务或生命变化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会去写,但是它会提供给你的线索,这个人的反应大概会有哪些?你要写哪个?比如说心理学上这五个步骤,可能不是五个步骤都写,可是它告诉我说可能会有这五个,我会挑里面可能最切题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去了很多地方,访问很多新闻媒体,但我后来决定去三立新闻台,选择它们是因为先去参观了公司的新闻台了,知道他们开会的样子,副控室的样子什么,然后我再请人帮我介绍去TVBS以及其他媒体。我觉得这个对我最大的难处不是求人,而是人家愿意让你进入到核心讨论团队中。
我请他们介绍一个类似李大芝这样的角色,让我跟她从早上进门一直跟到她下班,我看着她工作的样貌。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是最大收获,就是我必须知道,一个新闻记者每天在干什么,不然我其实写不出来。
其实我在做田野(调查时),很大部分的困境是黄志豪律师的访问,我其实访问他很多次,有问题就会去问他,我觉得(编剧就是)那让我们去想象律师讲话,虽然吴慷仁很努力,但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我觉得律师对我来说是讲话是密度很高的,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于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每次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家里面听(采访录音),因为通常我们在采访时,(被访者)真的最后很熟的时候,人家跟你交心的时候,(你不能说)诶,把录音笔拿出来,你开始讲吧。我就会说,对不起,这只有我们两个人,只有我会听。我一直很想说,如果找人花钱听写录音还很贵,你知道吗?一个小时录音档是不是1500台币?
(学生:大陆便宜一点,一小时好像是120块。)
噢,好像更贵是吧?一小时120比较便宜一点,台币就是600,对大陆便宜,但是我的录音也是要保密的,人家给你的信赖,你不能拿出来随便谁都可以听。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听写逐字稿,因为逐字稿很笨有时候你还是要调整,自己边看边写去做mark等等。
但这个过程对我很重要,(这个时候)就是我重新再去想,比如说人物可以怎么设定?
-关于阅读和看剧
采访之外,我会看很多书,买很多书。我有一种“买完书就以为做完田野”的病,或是看完很快就会忘记。哎。这里面我觉得我看应该从头看到晚,应该是《正常与疯狂的天平》(//book.douban.com/subject/26874798/)这本书是一个精神科鉴定医生写的。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很难的事,是怎么去理解是精神失调症发病的状态。
所以我看非常多类似的书,包括《美丽境界》(//book.douban.com/subject/25818367/),这本书是关于關於數學天才約翰‧納許的故事,我看了三四遍。
另外也会看剧,个比如说日剧叫《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讲述的是一家人跟被害者家属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日剧叫《爱与宽容》。
看剧是想学习比较流行的剧式,知道现在的剧怎么走,人家已经拍成什么样,这样你就不会用太老派的写法。你们懂那个落差吗?就你要看一下现在很红的韩剧大概是什么类型,人家都已经走到哪里去了。那你还在写那个,观众想不想看?
其实结构决定了样子,角色决定我还会去想形式。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再跳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但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亮点。比如说《出境事务所》(编辑注:呂蒔媛2015年剧集《出境事務所》),可能在十年前还觉得虽然没人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剧,但是你现在再做这种剧,就不行了。
-关于故事线
说回《与恶》这部剧。
这部剧有四条交织的故事线。你们知道故事线的意思?嗯,就是人物的发展故事,比如说《与恶》的话,被害人家是一条,加害人家是一条,律师家是一条,精神病患是一条。
如果我们就这个脉络来讲故事线,过往可能台湾一些电视剧,大概有一两条就了不起,台湾的大多数电视剧上都是一条故事线在走的。这四条故事线交织彼此之间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我也会订阅很多不同职业的脸书主页,比如说靠北xxx、书记官靠北,一定要定靠北系列(编辑注:靠北为台湾骂人的方言),因为如果订其他,你访问的都是官方的,你要订靠北才知道他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讨厌的是什么,最气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是什么?这也是他们比较核心的人的思考模式。
然后也会参加蛮多的座谈演讲,比如说一些导演之前做律师的(电影),我研究过法官,其实他们都会不让(你采访)。因为都有隐私权问题,所以都不会让我们去跟。我们没有办法贴身去观察到他们在职场上的样子。
之前我想要做少年家事法庭,我连(检察官)办公室都不能进,连看书记官在干嘛也不行,所以我跟黄兆(音)律师,他是一个蛮冷清的人,你时常会觉得你问他这个问题问得很笨,但是当他看到我在他每次开庭时我都去参加,他去演讲我也都在的时候,后期,他就会对我稍微打开一点点心。
你在那样场合(要做什么),其实也就是拉开范围,你会认识更多相关行业的人。有时候你做采访,他就几乎没有故事,而且(讲)故事也没讲到细节,我想那是他们职业养成的关系,可是作为编剧,你还是需要细节。
-关于现场
因为我访问不到被害人跟家属,所以我后来这一块我是买书。因为台湾也很少,那我买的是日本(书)。日本有出了三本相关的书,有两本是被害人的家属写的,另外,因为开庭不能录音,所以都得在现场用笔记。
因为法律真的太难了,所以我只跟死刑(案),本来还想要弄点民法什么之类,后来算了,太复杂,我就选死刑。所以我只跟死刑庭,那你就可以知道,(凶手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样貌和身份讲了什么话......我这就只能全部都记录下来,你知道那个样貌,你才能回家发挥啊。
你知道怎么开庭,你才能回去想,你能发展出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比较会怎么样,因为我需要看到那个样貌。就是说你回家在下笔的时候,你有一个空间感,对我来讲,那个空间的感觉是很重要,我不知道别的编剧了,我是这样,对。
对我来讲,在我跟死刑庭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其实有吓到,那个精神病患加害者他讲说,“噢,我在杀那个小孩的时候,她回头跟我讲,她说,你这样其实没什么用。”
这件事我非常震惊的。你们可以知道那个感觉吗?
因为其实他杀的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您觉得在杀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儿回头跟我讲,说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嘛?对我来说很震惊,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后法官问他为什么要杀人。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问我?
(作为编剧)我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杀人,而不是问其他人,你们为什么要逼我这样做,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脉络,但是他前面那个思考其实是有吓到我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导演不知道这场戏要怎么拍,作为编剧可能有时候你要稍微解释一下,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震撼的场景是,当时宣判死刑的时候,我去看了那个宣判死刑的审判长。他在宣判的时候,讲到判无期徒刑的时候,以前我们每次去听,下面大概都可能坐六七个人,但宣判的那天人挤满了,门口都站满了人,宣判完毕,人全部跑光了,记者都跑出去(报道),全场只剩三个人。那一次,我真的在想,那些人他们不关心,没人要听,你宣判完他们都急着要出去,要去报道,要去写稿。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正常审判里,只有检察官和被告说“他没病”。那检察官说,“就是因为你没病,我才能判你刑。”他自己说,“我没病。”,其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有病,但他一直在重复讲这件事。
我没办法解释,我只能把这件事呈现出来。
-关于田野与现实
好,接下来就是关于田野调查与现实的距离。
因为当时我写给公司的函是,我要在12月底要交稿,于是就签约在12月底。但我来不及,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看因为我要访问这些人,所以时间都一直推迟,但是没有人说,你现在要续约,就马上给你续,你懂吗?大家都很忙。
后来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让我延后一点,给我两个月再来想一下,我到底怎么写这个故事。后来我写了一堆理由,所以我其实是只给你们讲说编剧那个过程,这其中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去做去调整。
后来我推迟到1月,接到电话说,“那学姐不好意思哈,(如果再不交剧本)已经开始罚钱了。”
那时我不会知道,做了那么多功课,收集那么多资料,也会有这样的困境,因为抓不到主轴了。包括现在我也要一直面对这件事,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一个社工的剧,也会有这个困难,对,这是我一直在面对。
但在那个时候,我剧本里面的另外两条线已经发生了。就是怎么疗伤,以及如何预防,这是最重要的两个结构的迈入。对,这其实就是一开始的脉络,也是所谓田野后的结构。
接着,人物设定,可爱的可恨的可怜的,每个角色在职场的样貌,在家里的样貌,我觉得都是扮演着很多不同的面相。
我觉得对编剧来讲,演员也是有很多种差异,比如说,有的演员就是那种一句话都不会改你台词,一句话都不会改;有的演员则是你非要说服他那个东西,让他自己念出来有感觉。每个演员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其实会尽量在每一条线上,让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我会希望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吧。
另外就是,如果我对于一个话题感兴趣,我会先进去,先去了解,去看书,去体验,去感受,然后去写,不会去想得奖不得奖的事情。
文吕莳媛
图 明星辰
部分剧照来自豆瓣及网络
该文来自吕莳媛老师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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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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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着导师闲聊时的推荐和9.5分的极高评分看的,看完非常失望,实在不敢苟同这个评分。
首先,我认为本片的问题切入角度/聚焦方式与它想要达到的高度,有很大差距。
其次,对于题目和开头抛出的几个核心问题,全片都只是做了一些皮毛化的拓展,并未深入探讨成因。全篇围绕相关疑问,啰嗦地进行多次重复无效叙述。但问题“各位好坏”“我们是怎么变坏的?”“怎么办”等问题缺乏深入追问。最后编剧把锅分给“7岁智力”的民众唯利是图的媒体毫不作为的政府,然后故作深沉地摊摊手,撒花。至于成因和解决方案,没有任何的探讨。
撕裂的团圆结局像是个笑话,剧终前幕布拉下来,我都想往上面写个“梦”字。
另外,编剧虽然没有好好深挖主题,却很贪心地塞进了很多私货,极度不舒适。
最后,本片在角色塑造上有多处不合理。
乔安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逻辑是自我矛盾的,性格发展与转变都演绎得太僵硬了。
乔安女儿的性格表征也是自我矛盾的。
中二青年刨土员王赦,前面一路开着伟人视角使劲儿刨,后期突然心理暴毙,性格转变一段看似合理实则极为唐突。是,沉迷在自己追求中的中二理想主义者确实可能会半路死去,但转变的原因却不太可能是因为这种事。
思怡和她的退婚夫一家,台词和表演很生硬浮夸,角色脸谱化太严重,我实在不太理解这段剧情对于本剧的意义是什么,这么浮夸实在是看着尬得难受。
最后一个槽点是关于剧集长度:既然对于问题成因的挖掘只是浅尝辄止,那剧情推进为何可以如此拖沓?砍成三集完结的迷你剧说不定会好很多吧。
有一个问题,我看了很多五星评论,一顿神吹,但都并没有提到这片子到底哪里精彩,哪里好看。
我觉得,实在算不上好看。
(只是记录个人观影感受,写多了超过字数就转成剧评了。)
如果你有看过一部日剧《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在看《与恶》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两部剧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都讲述着一个杀人案件是如何像轻易打翻一个水杯一样,突然打翻所有人的生活。两个家庭虽然立场不同,却都难以摆脱罪与罚的纠葛,抵挡如暴风席卷而来的痛苦。
在《尽管如此》中,两方的家庭人物设置都比较简单,坂元裕二没有执念于反映社会议题,整个剧的重心都是围绕着两个家庭中的人如何与十五年前的伤痛和解,如何一步步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来层层展开。
而《与恶》有更大的野心,它不想仅仅停留在家庭的罪与罚的缠斗上,它还想讲述废除死刑的可能、舆论的暴力、新闻职业道德的动摇、对精神病患的有色眼镜等等。因此,这也是为何这两部剧题材一样,却走向了不同的表达。可是,囊括了丰富的议题,可能会面临焦点角色失衡的威胁,以及在拿捏主题的主次分配上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在《与恶》中,同样也出现了这些问题。
最典型的两个重要角色是刘昭国和律师王赦,在《与恶》中,他们的人物发展都有停滞不前的现状。刘昭国和妻子宋乔安一样,也是媒体人,可他似乎一直活在宋乔安的阴影之下,劝说妻子,努力地维系岌岌可危的婚姻,成了他在这部戏中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好像无事可做。然而,他同时作为受害者的父亲,这样的任务安排显得过于轻松,甚至有忽视角色的嫌疑。事实上,刘昭国温和的个性,以及他作为纸媒工作者所拥有的理智、冷静的职业特性,非常适合成为这个案件的主要推动者,他应该和王赦一起,成为维系两个家庭向前发展的纽带。
王赦在剧里则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剧中两个案件他都不顾妻子的反对,尽其所能地帮助被告。他似乎一直很沉浸在自己的那套观念里无法自拔。这些观点非常精辟,有的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是,编剧却没有解释这些想法的来源,以及为何王赦会拼命去为这些人辩护的理由。没有人知道他的善良来自何处。王赦与恶的距离一定是最远的,但是,过于纯粹的善良与真实的人性之间也是最远的。尽管在维基百科里的人物介绍里,我们才得以知道原来王赦在儿时因为好友被杀和入狱,决心发奋读书成为律师。那么,为何不在王赦的剧情中适当穿插一些闪回片段呢?让观众意识到原来他也曾经历过相似的事情,否则这个角色只有道德上的高尚,而这种高尚又像是从天而降的赋予。
不仅如此,线索长时间中断的情况在《与恶》中十分明显,特别是第二集与第一集内容的跳跃。第一集中,刘昭国就和律师王赦碰面,结果不欢而散。本以为编剧会继续将这条线展开,不料到第二集就彻底没影了。无论是受害者一家,还是加害人一家,没有一个角色具有主动探讨这个问题的倾向。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落在律师王赦的肩上。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影响着剧情主线的推进,他行动的停止也就代表着主线的停滞。因此,第一集在监狱里和李晓明见面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为这个案子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至于在第五集的法庭上他发表了一通对废除死刑的精彩观点,却总有种空洞的回音。
这让人想起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男主角在法庭上为被告辩护的场景。这个场面之所以震撼,不仅是台词精炼,充满逻辑上的辩服力,更重要的是当这些话回响在观众耳畔,人们能回想起律师宋宇锡为案件拼命努力奔走的场景。无法设身处地地感受角色行动的过程,就算台词写得再精美,道理再正确,它们也只是高喊的口号,只是飘在空中的金句而已。它们不是属于这个角色的语言。
除了刘昭国和王赦,宋乔安就像一只神经快要绷断的小兽,朝着周围的人露出尖牙,她的悲伤过于坚硬,张力太紧绷,又不及时松开,就会损伤掉角色的亲切感,影响观众更深的共情体验。编剧不断地强化宋乔安“女强人”的身份,从某种程度上也就弱化了作为“母亲”人性上的生动性。其实脆弱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们与恶的距离》选择充满争议的社会议题,确实值得肯定,可这并不意味着9.3的高分是实至名归,多少带有观众鼓励性质的附加分。毕竟在大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讨论社会严肃题材的电视剧了,从另一个角度上,也反映出这类电视剧的缺位严重。
根据台湾的社会事件及律师真人原型做剧本改编,剧情相当紧凑,每一个角度的痛点都相当真实有力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可能因为,你比较勇敢。”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人文关怀。
我真的太喜欢应思悦了,一个女性的温柔和坚韧被发挥到了极致。就像一根单薄的皮筋,柔软却能紧紧拥抱每一个她爱的人。她说想要找一个能接受我爱的人和事物的人结婚。
我们与恶的距离,就在于是声讨恶人,还是声讨恶。
我想给五星 打这五星的原因是我一直希望有这么一部国产剧能关注那些可怕凶杀案后走不出案件阴影的人 终于台湾把它拍出来了 并且还这么用心的在关怀着里面那些深受伤害的人 我希望它能爆 ps 大陆争点气啊 台剧都拍得这么深刻了 结局尽管被一部分人说俗套 但是我喜欢这结局 不出意外年度华语最佳
思聪这条线拍的太好了,我们都有类似“为什么是我啊”这种时刻,没法讲,burnout过后还是要继续。我们也跟思聪一样,需要找到一个方式自洽。新闻跟历史一样,都有自己的态度,要认识到这点,我们每个人也是立场大于理智,换做自己是被害人家属只怕会更不理智。很喜欢news哥,男人真实的善良。I’m excited for the rise of AI because it will either make my life easier or kill us all and both of those seem like pretty good options at this point.希望能向news学习,不愚蠢的善良,但也不放弃善良,把握自己度,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已经是一张lottery了。
這始終是我一直關注的題材,血是如何冷卻的呢?每一個孩子剛出生都跟白紙一樣,這些殺人犯一如契珂夫所說的「冷漠無情是過早的死亡」。
终于有一部说国语的剧,不是煽动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偏见,而是剖开每一个个体,你看到的不过是每一个人的不幸。只有一种声音的世界才是恶的最佳培养皿。当我们能接纳他人身上的复杂性时,我们才会明白和接纳自身的脆弱面,看到勇气和恐惧是可以并存的,明白阴暗不会阻止美好。比恐惧更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的权利?哪些人有权利享有?哪些人被排除在外?评判善和恶是否合用是非的标尺?媒体和公共讨论应该持有怎样的底线?社会对于个人的重塑应该给予多大尺度的宽容?——惊讶于这部剧讨论问题的勇气和理智,这种理智源自某种坦诚:既然了解了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的问题,那么,我们好好聊聊看。而反观内地的电视剧市场就会清晰地感受到:不管是有意还是迫于压力,在这几年频繁发生、广泛讨论的社会事件面前,它们通通选择了背对现实、避开真相,然后,娱乐至死。
怕是金钟奖预定了
民众在斩草,政府在除根,媒体在浇水,只有王赦在研究土壤。
台剧都玩到这程度了我们的国产剧还在玩滤镜玩美颜玩恶心!
如《大卫·戈尔的一生》探讨法律和人性的矛盾,又如《聚焦》《夜行者》展现媒体人的真实写照。律师为杀人犯辩护,人们就骂他没有良知,甚至对他泼粪。其实,和发泄愤怒相比,还原真相更加重要。每件案件发生时,我们都需要一个冷静的人,能客观中立地查清真相,不包庇罪犯,也不夸大事实。记者为了收视率不播人们真正关心的新闻,而去播博眼球的新闻;为了流量和热度,还没查清真假就播假新闻,甚至可以为了发一个假新闻耽误女儿的生日;捕风捉影,以讹传讹,传来传去把导演拍电影传成了精神病挟持儿童……律师未必都是为罪犯洗白,记者也未必说的都是真的。正义和邪恶只有一步之遥,因为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一样没有人性。极端的善,何尝不是另一种恶?去年一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今年一部《我们与恶的距离》,台剧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大陆编剧好生学一哈看看别个湾湾的现实题材就是看得很难受
我们离恶最近的时候,是别人看不见你的痛苦,你就想狠狠报复社会,把暴力发泄在弱者身上的时候;是你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只把它当做猎奇谈资的时候;是斤斤计较,巴不得和身边人的困境撇清,只想保全自己利益的时候……而消除恶的唯一途径是理解,陪伴,担当,用心找到痛苦发生的源头,融化它,告诉它,我看见你了,你可以消失了。
第五集末尾部分炸裂。吴慷仁让我起鸡皮疙瘩,震撼。很多人说不喜欢他的角色,什么太过理想,我一点也不觉得。人生的多样性造成了思想的多样性。平坦顺利和睦普通的家庭出来的人怎么能理解从小在恶劣的环境中长大的人的思想和理想呢。平常的人连碰到精神病都要躲很远。因为怕因为未知。却有愿意去搞清楚背后原因和别人经历的人。我们不是这种人,但请不要妄加评论这种人。
可惜,生活多半只有前9集,不见得只要努力就能有第10集。
台剧质量都已经拍到这个深度了,国产剧还在拍什么家长里短,情情爱爱。。。。
从滴滴事件到红黄蓝到房思琪到胜利酒吧到更多每天刷新在微博热搜的事件,这几年关于社会刑事案件引发群众情绪和价值导向,有太多话题值得探讨了。有“刻奇”,围观者自我感动到不行并聚众煽情;有污名化,卷入事件的每个个体都即将被更大的名词代替来加入讨论;有“健忘症”和“娱乐至上”情绪,上一秒义愤滔天的群众下一秒即将被肤浅的娱乐消息吸引注意;有媒体职业道德的探讨,是否权力和金钱可以随意抹掉或支配媒体的声音。这些案件,活生生血淋淋,稍加整理都是最好的影视剧题材,也都应该借助影视作品的性质来引起更强烈、更广泛、更专业、更具有辩证态度的社会关注。台湾编剧的抱负、业务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我们看到了,大陆的编剧基本还在风花雪月和家长里短一地鸡毛里昏睡不醒。
贾静雯好美啊,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不拖拉节奏紧,没有十层滤镜美颜,前年的《荼靡》到这次《我们与恶的距离》,与台湾相比,越发觉得大陆剧总是这样动辄五六十集的长度,大半时间在扯皮废话都要归咎到电视行业制片人编剧的养猪流,既然随便拍拍就有收视率,剧情再烂制作再粗糙都有人看我干嘛要认真拍好剧啊?冯小刚说得对,就是有辣鸡观众才会催生出一大批辣鸡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