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见仁见智。个人的观点是，小卷对军官完全没有，但军官对小卷……有点儿难以概括。

首先，我并不认为爱情在《波斯语课》里应该是一个必须忌口的元素。在讨论板块里看了很多，主张对爱情解读零容忍的朋友给出的理由主要是，在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之间谈论爱情是对战争、历史、死难者的不尊重。在一定条件下，这完全没错，然而不是所有对于爱情元素的解读都是轻浮、廉价、娱乐至死的。战争岁月无比复杂和特殊，怎样死的都有，怎样活下来的也都有，这其中就可能产生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理解的情感体验，比如病态畸形的爱。私以为，这种情感很有通过艺术去剖析探讨的价值啊。我看到有人质问说，如果抗战期间，描写日本军官和南京少年/女的爱情，你不会觉得很扯淡吗？我还真不一定会。如果故事写得好，也许能展现出军国主义裹脚布下一个心理形变、撕裂的日本人信仰崩塌的过程，也许能上演一出大悲大喜的荒诞派讽剧（比如军官掏心掏肺海誓山盟结果到头来亲手把小情人的肠子用刺刀高高挑起，这种戏码），都未尝不可啊 。总之，我不太赞同现在评论区一边倒地要将爱情解读赶尽杀绝的态度。当然，我理解反对者的出发点在哪。

再谈谈军官对小卷在情感上的态度。军官是gay，我认为已经比较明显了。他对于女性如此不感兴趣甚至态度恶劣，他一直语焉不详的‘哥哥’……评论区和讨论里已经有很多分析，我不再赘述。这个心心念念要去德黑兰的、会自己写诗的、有强迫症并且敏感又讲究的gay，在阴郁沉闷的集中营里，突然遇到了小卷，一个会波斯语、一见面就跟自己来了几句诗、字写得特别好看工整的家伙。军官于是觉得，这人真不错。他对小卷的好感全程都在逐步升级。尤其在二人独处的时候，军官的好感是不加掩饰的，他常常在小卷做完某个动作后，不易察觉地一笑（比如，小卷指出“这张纸上只有39个词”时）。好感升级的最高潮，即军官从马上要枪毙的队伍中抢出小卷，激动地质问他“为什么愿意为了随便某个人而跟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军官已经彻底将小卷和‘那群犹太人’区分开来，他认为小卷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且不仅仅是因为小卷为自己工作。以上种种，是军官对于小卷有不寻常情感的表现。的确很难说是彻底的爱情，至少不是爱情正常的形态。毕竟，军官面对小卷，自始至终都是自上而下的，从命令到殴打，丝毫不含糊。但同时，军官的取向，以及许多微妙的瞬间（比如，撤退前，两人最后一次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推心置腹’，有点小醉的军官抬手想搭在小卷的肩膀上，但又僵住，收回去，没做这个肢体接触，正是生活在德意志战车阴影下的gay克制的体现）依旧使人觉得以‘友情‘做解释少了点说服力。

军官一直活在一个愚蠢可悲的肥皂泡里。“我不是杀人犯”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个厨子” “你看我对你多好” “我波斯语学得真棒” “有你没事儿陪我唠唠嗑真好” “我马上要去德黑兰开饭店啦” “我马上要见到哥哥啦”……小卷是他维系这幻觉的重要一环。而如果这一环是爱情而非友情的话，肥皂泡被点爆的一刻会更够劲吧。

以上，皆是我看到谈论爱情者在本电影词条里如过街老鼠一样后有感而发，其实没啥价值，说了是见仁见智么，而我鲜仁少智。但，还是希望能引来些探讨。批评也随意，只别骂人（你敢骂我就敢反弹 _(:з」∠)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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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之所以标题中选用的是“爱情”这种必定触发强争议性的词而不是其他更千回百转含混隐晦的表达，就是因为知道它能直戳一些正气凌然的肺管子，从而可以被当作一面镜子戏观这五彩斑斓的评论区（吹茶～

一位犹太年轻人独创了一门语言；

一个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故事；

一部改编自现实的德国反战电影。

这三个要素凑到了一起，也许你会对电影《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产生兴趣。

在朋友直呼“近年来最好看的德国电影”的盛情推荐下，我观看了这部集中营题材的片子，它身上有一些同类作品《钢琴家》和《美丽人生》的影子，甚至还有点《无耻混蛋》式的黑色幽默，但《波斯语课》的调性和气质又与过去的同题材作品截然不同：

冷峻、轻巧，始终保持着镜头的距离和情绪的克制，同时也没忘记应有的理性、反思与慈悲。

【友情提示：下文会有剧透】

为活命，我生造了一门语言

《波斯语课》整体上是一部偏严肃的文艺片，但它同样富有通俗的商业性，看起来并不沉闷。

影片开场，几名党卫军枪毙了一车犹太人，唯一的幸存者吉勒斯慌乱着自称是“波斯人”，并拿出了一本波斯语书作证。

其实吉勒斯根本不是波斯人，他手上这本书，是刚刚在车上用半个面包与另一个犹太人换的（对方也是偷来的）……可现在，他必须叫书上写的那个名字“雷扎”。

原来，集中营里的科赫上尉一直想找人教自己波斯语，吉勒斯这才捡回一条命。

为了圆谎活命，吉勒斯充分发挥了急智，靠着自己刚学会也是唯一会的单词，成功把自己变成了“不会读写只会口语”的波斯人雷扎。

当然，科赫不会简单听信“雷扎”的一面之词，两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由于父亲是犹太教老师，吉勒斯有些语言底子，他靠着生编硬造的几个波斯语单词应付过了第一夜。

可是，犯了疑心病的科赫，扬言要把每天学4个单词的目标改成学40个……

胡编乱造容易，要记起来却很困难，这样下去迟早穿帮。

正当吉勒斯一筹莫展的时候，科赫给他安排了一件差事，书写记录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信息。

写完后，吉勒斯看着笔记本突然灵光一闪：对啊，我照着名单上的名字编单词不就行了吗？！这样我就能靠记名字把所有单词记住了！

于是，吉勒斯开始努力去记住集中营里所有能接触到的名字……

凭借着独特方法和聪明才智，吉勒斯骗科赫学了半年的假波斯语，可因为一个单词重复的口误，怀疑自己被耍的科赫把他送去了采石场。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肉体精神折磨并未摧毁吉勒斯的意志，他在近乎昏厥的状态下，依然说着只有他和科赫听得懂的波斯语……

这个“下意识的本能表现”，让科赫相信，之前真的是因为一个多义词而错怪了对方——于是吉勒斯得到了第二次机会。

重新回到骗局里的吉勒斯再也没犯过错，他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让科赫用“波斯语”与自己进行口语交流。

吉勒斯的种种表现，让科赫深信自己的波斯语已经学有所成。

当某天晚上，科赫情不自禁地赞叹“这门语言真优美”的时候，那一幕陶醉在谎言泡沫里的场景着实荒诞可笑。

可若稍一细想，观众恐怕就笑不出来了：因为科赫口中的美妙词汇，正是由一个个已死或将死的犹太人名字改编而来的。

上尉和波斯人

《波斯语课》令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出色塑造，复杂、生动，且不脸谱化，最成功的角色当属拉斯·艾丁格演绎的科赫上尉。

科赫是一名严格到苛刻的集中营后勤军官，刚出场就是狠狠教训女助理史托弗的戏码，只因为对方写的字不够清晰整齐。

但在严酷、暴躁、气量狭小的外表下，他又自认为有通情达理的“温和”一面。

只不过，他的温柔与尊重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别人能百分百符合他的要求。

也许有人觉得，科赫这样做事一丝不苟算个优点，可把如此作风放到对纳粹集中营的管理上，就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了……

科赫让吉勒斯记录名单的行为说明了两件事：一，他没意识到，自己变相承认了一个“低贱的外族人”可以比“高贵的同族”做得更好；二，他没把名单上的人当回事，那些名字只是一个个字符而已。

一个精细、无情的纳粹军官形象呼之欲出，可这个角色的厚度又不止于此。

这个在别人眼中“没有缺陷/没有死角”的严苛军官，会笑着告诉吉勒斯自己将来打算去德黑兰开餐厅，找哥哥团聚，憧憬着一段与年轻女士的爱情，还会聊到自己的家庭和过去——他似乎真把吉勒斯当成了亲切的朋友。

然而，在察觉到吉勒斯可能说谎后，科赫立刻换上了一副歇斯底里的狰狞表情。

他立刻对这位“朋友”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与其他同僚没什么差别。

甚至于，科赫要变本加厉地折磨这个犹太骗子：一枪毙了他太过便宜，得送去采石场干重活累活，再叮嘱早就看吉勒斯不顺眼的拜尔下士重点“关照”，务必要让他生不如死才行。

实际上，科赫的严苛一直没有变过，只因为吉勒斯是个任打任杀的犯人，他才可以毫无顾忌地施暴。

等意识到自己“错怪”吉勒斯后，科赫又轻描淡写地表示要翻篇，两个人应该往前看。

注意，科赫由始至终都没道歉，他只是面带歉意地说些软话再给点吃穿上的补偿——两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关系，这也进一步完善了科赫精明、自负和虚伪的形象。

相较之下，男主角吉勒斯的层次感就没那么鲜明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是对自身处境、对集中营生活、对同胞苦难态度的转变。

一开始，他只是个不计一切手段想要活下去的犹太青年，有些聪明才智，却也没更多的闪光点。

直到经历了采石场的艰苦、受到科赫的优待，不断感受着同胞的磨难，吉勒斯才开始重新审视他所处的生活。

他不再惧怕枪口的威胁，除了被科赫“宠幸”的有恃无恐外，更多是因为恐惧、愤怒和麻木让他看淡了生死。

随着记录、划去的名字越来越多，他对这些名字也有了越来越深刻与沉重的认识。

他不再只是单纯地记名造词，而是会根据对眼前人的印象来生成特定的词汇，他传授给科赫的波斯语，也有了更加血淋淋的生动含义。

吉勒斯把眼光从自己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同胞身上，他并未因自己相对舒适的处境而庆幸，相反，他对其他受苦受难的同胞有着感同身受的痛楚和悲悯。

于是，吉勒斯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例如马尔科和雅各布兄弟，后者也付出生命助他躲过了败露真相的危机。

在《波斯语课》后期，吉勒斯和科赫两人的对手戏开始不断突出、升华主题。

吉勒斯不再卑躬屈膝，不再掩饰内心的愤懑和疲惫，这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和坦荡；

科赫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友善和傲慢，他不希望吉勒斯生气、担惊受怕，确实有关心“朋友”的成分存在，但更多还是出于“我没杀人，我罩着你，你应该高兴和感恩”的强势和伪善。

在此语境下，观众们迎来了全片的最高潮：吉勒斯宁愿与其他人一起赴死，也不想苟活了，科赫发现后不顾军令把他带了回来，两人间爆发了唯一一次争锋相对的争执。

“他们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即便你手上没有直接沾血，你也是一名杀人犯。”

吉勒斯戳破了科赫的冷酷无情、自欺欺人和虚伪造作，让这段本就不存在的友情恢复成了霸蛮欺凌的原貌。

韵味浓、后劲足的德国反战片

与《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等其他集中营题材的电影相比，《波斯语课》没有太浓重的情绪渲染或浪漫化的处理，也没有过多展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甚至在前半段里，除了少数几场戏外，观众都不太能感受到故事发生在集中营里……

直到后半段，伴随着吉勒斯心境的变化，影片才逐渐出现一些“支离破碎”的细节，悄无声息又冷峻严肃地诉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可怕往事。

这是一部很懂得“藏”的电影，多数言语和内容都放在表面之下，该有的东西一件没少，着实深邃和沉稳。

相较其他国家的创作者，德国人对于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兴许更为敏感，所幸，影片通过塑造科赫，很好地完成了这最关键的一步。

科赫确实是一个优秀能干的军官，做得好事情也搞得定政斗，同时他还思路清晰、眼光长远，在其他党卫军仍幻想第三帝国能力挽狂澜时，他已看到了纳粹德国的穷途末路。

所以，当别人在销毁证据、准备撤退的时候，科赫已经收拾好细软跑路了——学好波斯语前往德黑兰正是他蓄谋已久的后路。

在跑路前，科赫不顾风险，动用自己最后的职权带走了吉勒斯。

无论怎么看，这个行为都有些多此一举，吉勒斯也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放自己一条生路，毕竟两人之间没什么情谊存在……心情大好的科赫回答了他的疑惑：我说过会保你一命，我可不想输掉我们俩之间的赌约。

其实这个赌约是科赫自顾自强加给吉勒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科赫究竟骄傲自负到了何样的地步。

可最终，科赫还是变相输给了吉勒斯，他败露被抓的缘由，恰恰是他跑路最大的倚仗——一门狗屁不通的波斯语。

科赫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纳粹战犯，他们本身或许没那么极端与邪恶，但在恪尽职守的情况下仍然犯了深重罪孽，这样的人，不应逍遥法外、逃避罪责。

科赫口中蹦出来的一个个词汇（名字），正好象征着一个个受害者对罪犯的控诉和审判。

名字，正是《波斯语课》的题眼。

原本记录在案的集中营近3万名犹太人的名字，已经随着罪证被焚毁而消失了……

有些观众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细节：影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男主角的真实姓名（本文所写的吉勒斯是影片资料里的名字）——就好像那些死去的犹太人那样，他们来过，他们存在过，但这个世界没能留下他们的姓名。

于是，吉勒斯独创的“波斯语”又有了新的意义：成为那2840个犹太人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证明。

随着吉勒斯缓缓吐出一个接一个死去同胞的姓名，他不紧不慢的声音逐渐吸引了盟军收容所里所有人，那些陌生而又朴实的字眼，戳进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里。

《波斯语课》用这样偏于抽象的“符号”，完成了对于不义战争的反思与控诉，视听冲击力不强，却同样拥有千钧之力。

那是沉闷的怒喊，也是哀伤的悲鸣。

【本文首发于FIX昆仑德语字幕组 ，也欢迎关注我的公号“有爱评论区”。】

作者： pASslosS

提及二战大屠杀此类题材，影史上已有不少佳作，经典如《辛德勒的名单》《大街上的商店》，纪录片则有《夜与雾》和堪称巨著的《浩劫》……那段历史总是人们用来审视人性黑暗的最佳素材。

《波斯语课》作为一部精心编排的二战大屠杀剧情片，于去年北影节展映后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比利时犹太人为了在集中营里活下去而自创了一门语言的故事。 虽然电影片头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但本片其实由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改编自短篇小说，是个更接近于寓言故事的存在。

以此为基础，再加上成熟又略带匠气的电影手法，成为突围的易食佳肴也在意料之中。

回顾导演瓦迪姆·佩尔曼的职业生涯，其上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是2003年的《尘雾家园》。该片当年拿下3项奥斯卡提名，讲述的是移民故事。而这部新作《波斯语课》则源于导演回望历史的冲动。

瓦迪姆·佩尔曼14岁时离开苏联，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却看到了二战对其父母的影响。在他的家庭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都很少被提及，导演说这个话题就像麻风病一样可怕，避开不谈已成习惯。

身为观众，我对《波斯语课》的第一观感是流畅和精彩。这首先得益于两位挑大梁的男演员，尤其是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钢琴家》里瘦削的艾德里安·布洛迪。

此前毕斯卡亚特留给影迷的印象更多来自像《每分钟120击》《我是你的》这样的LGBTQ题材影片，其实他在《天上再见》里扮演的法国士兵也颇为惊艳，绝对是前途可期的演员。

在《波斯语课》中，他以比利时犹太人Gilles的身份出场，随后机智地装作伊朗人逃过了第一次屠杀。为了生存，Gilles必须向一名负责纳粹餐饮的德国军官科赫教授波斯语。

这种设置非常巧妙，两人共处一室，一个想通过学习波斯语在战后逃到德黑兰开始新生活，另一个则需要临时编纂波斯语以求活在当下。

对于科赫，（假）波斯语是“爱的语言”，但对于Gilles，这却是“求生的语言”。

此外，集中营里复杂的权力关系也是看点。导演掺进些微的哲学因素做辅助，最终在历史素材和吸睛创意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集中营里的人都需要一个位置，活人有活人的位置，可以是杀人犯、受害者、幸存者或是权力系统里沉默的大多数……死人也有死人的位置，他们的尸体被一车车拉走，旁边的焚烧炉冒着滚滚的黑烟。

如果说最初Gilles的处境是如履薄冰的求生，那么在他彻底得到科赫的信任后，便已经脱离了同期犹太囚犯的悲惨处境。

他是幸运的个例，所以能从被迫害的人转而成为体系的一部分。但他没有拯救犹太同胞的能力，这种耻辱感在他的灵魂里逐渐积淀。

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意大利兄弟遭受着非人待遇，Gilles却在屋子里给德国人切面包；当他被科赫偷偷运到农场避难，Gilles抬起头来，听到了地狱火车的鸣笛声。

反观科赫，借助这门莫须有的语言，他从残暴的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但这个人物仍缺少反省。他很聪明，但并不悲悯，也不值得被同情。科赫从未觉得自己是屠杀犹太人的同谋者，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工作，也把战争的结束看做一次个人的解放（尽管历史不会饶了他）。

这其实带来一种猜想，那就是仇深似海的纳粹军官和犹太人究竟能靠一门虚构的语言弥合多少距离。 科赫用（假）波斯语回忆自己的父母兄弟，他读出那首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懂的诗，就像是狮子向猎物朗读自己对食素癖好的向往。

可惜猎物很清醒，他知道就算眼前的狮子食素，自己也迟早会被其它狮子吃掉。

剧情越向后推进，科赫对Gilles的迷恋就越发明显。当然，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暧昧”是观影过程的意外享受，但享受之余又觉得有些猜不透导演的意图。

这种迷恋到底从何而来？是对“波斯语”还是对“能说流畅波斯语的Gilles”，亦或是单纯对“语言带来的人性的希望”的向往？

我更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也就是身为军官的科赫对自己被泯灭的人性仍有一丝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投射到了Gilles身上。

但因为导演没有明示，我这种猜想或许也只是一种过度解读。

那么另一面，集中营的细节其实能够决定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是否尊重历史，比如《索尔之子》就能把细节做到时空穿越般精细，观众的视角就是索尔的视角，色彩、灯光甚至是行走的路线都由匈牙利历史学家现场把关。

与《索尔之子》相比，《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就粗糙了很多，甚至有刻意伪造的嫌疑。在片头，集中营入口处有一句纳粹的口号“Jedem das Seine（依功过论处）”。

上图为真实的集中营大门，下图为影片截图

二战期间，纳粹曾将这句口号用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门口，但这句口号在法国的任何集中营中都没有出现过。导演把这句标语用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渲染恐怖氛围。

影片中还有几个着墨不多的纳粹军官，通过他们其实能窥到一些“纳粹的世界”。

在纳粹的世界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琐碎的怨恨便能轻易决定生死。这种暴力的对象不止于犹太人，也同样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惩罚上。这种权力系统真正让“人”成为非人，也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根源之一。

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化的屠杀，所以集中营的种类繁多，包括勘探营、铁路修筑营、过渡营、集中劳改营、岛屿集中营还有青少年集中营……本片中的集中营应该是设在法国的过渡营，其目的是将囚犯运往波兰的集中营。

基于此，片中有个别细节的设置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在被抓时，主角被建议“该绕去意大利”，但在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犹太人也开始遭殃。

这里面除了当地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德国纳粹将他们围捕，所以观众才能看到那双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兄弟。这暗示着，只要是犹太人，逃到哪里都没什么用。

看完《波斯语课》的观众也许会发觉，这部影片如果真有一个大bug，那就是语言上的使用了。

一门语言不仅仅是发明和记忆单词，片中这个设定或许符合科赫对语言的常识，却很难说服观众。很明显，《波斯语课》中的词汇大多是名词，那些不是名词的词汇也多以名词的形式被使用。

不过导演为了创造这门假波斯语，也确实下了番功夫。他找到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让他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法国犹太人受害者的真实姓名来创造，并尽可能加入东方韵律以显得逼真。

不过就算只是两千余词汇量的学习，也会有表达时态语态的需求，常用的短语也应该有，但影片对此一带而过，着实有些牵强了。

影片另一个不太合理的地方是主要角色所掌握的语言。来自安特卫普的人主要说荷兰语，但在片中Gilles竟然能说流利且没有口音的法语和德语，却对是否会说荷兰语只字未提。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同样发生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波斯语课》的剧本最初是用俄语写的，然后被翻译成英语，最后又翻译成连导演自己都不会说的德语。

对比过往的经典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中，大多数演员都讲英语，他们用口音来表明角色的出身；《索尔之子》中的演员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及方言）进行交流，甚至重造了一些已经消失的词汇，就是为了证明这是来自欧洲各地不同国籍的犹太人。 但从剧作角度看，（假）波斯语其实是用来调整科赫和Gilles人物张力的核心工具，它可以牵动“威胁、试探、信任、能力、交易”等一系列促成观众情绪转折的内容，本质上更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都是用人物弧光撑起剧情，并将筹码压给人性光辉。

《辛德勒的名单》

科赫和Gilles用一种新的语言相遇，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已被政治和人性之恶所绑架，是被剥夺的语言。似乎只有通过假波斯语，他们之间才有敞开心扉的可能，这也让他们每次的交流如同一本私密日记。

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见证。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成了活体字典，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单词。最后，这些生长在不毛之地的（假）波斯语词汇变成了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单，电影也因此而升华。

其实就连导演自己也说：“如果Gilles没有决定根据囚犯的名字来编写语言，整个故事就不会有趣。”

历史往往有被抽象化、琐碎化的风险，但《波斯语课》带来了某种启示，它警示着大屠杀并不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群体当中。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会发现德语中的“烹饪/厨师”即是科赫(Koch)的名字，一个直白又单薄的词汇

片中有一幕呈现了纳粹军官奢华的野餐，台词非常讽刺：

他们以伟人的姿态庆贺并合影，只感叹时光流逝，未曾想过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清算到自己的头上。

一切都能轻易地结束？永远不会。任何人都逃不过道德正义的审判。

几乎年年都有关于二战，关于犹太人悲惨遭遇的电影，今年是这一部——《波斯语课》。

这部电影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以沉重的笔触来书写惨痛的历史，尽管影片也有屠杀、横尸遍野、焚尸炉黑烟滚滚的场面，但这些全是背景，它的主线故事其实颇为传奇，完全可以视为一部紧张的悬疑片。

在这样一部偏类型化的电影中，我的眼光一再从主线移开，关注到两个人物身上。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部电影在诉说传奇之外，最想表达的内容。

01

影片《波斯语课》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

二战期间，一个冒充波斯人的犹太小伙儿被德国军官看中，教自己波斯语。小伙儿对波斯语一窍不通，于是急中生智，自编了一套不存在的语言。影片由这里开始，展开悬念，让观众始终揪心于小伙儿能否瞒天过海，自我拯救。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一听开头就想看下去的电影。过程也完全如你所愿，该有的悬念一个不少，包括：如何确保谎言不被拆穿？露了马脚后怎么补救？碰到了真的波斯人怎么办？

但说实话，整部影片并没有给我太多惊喜。只能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比起主线和主角来，反倒是另外两个角色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他们是纳粹士兵马克斯和上尉科赫。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主角的“内部视角”。

如果从主角看整个故事，其实相当单纯，它讲述了一个受难者如何利用智慧，冲破集中营的牢笼。而马克斯和科赫是纳粹体制的一部分，由他们的视角，我们得以进入到体制内部，看这套体制是如何自发地腐朽乃至崩塌的。

前者呈现的是外力制造的奇迹，而后者揭示的是一种内在的缺陷和注定的毁灭。两相比较之下，显然后者更值得一说。

02

我们先来说纳粹士兵马克斯。

在马克斯身上，我们见证了一个极力为纳粹卖命的士兵最终幻灭的全过程。

这种幻灭是在“目睹”与“亲历”两个维度上交错完成的。

首先，他目睹了什么？

他目睹了女友艾尔莎的遭遇。

这事儿说来有点荒唐，因为在这个遭遇背后，实际暗含着一出宫斗剧。

很难想象，在一个纳粹题材的电影里，竟然还有宫斗的戏码。但这正是《波斯语课》的一个特别之处，它不仅给我们看纳粹与犹太人的冲突，更深入到纳粹权力内部，看他们互相倾轧。

这出宫斗剧，一点也不复杂。无非是一个女人想要赢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艾尔莎曾是上校的情人，被上校玩弄感情，一甩了之；她本来有份清闲的工作——上尉的文案助理，不想主角的到来，让她丢了工作。面对情场职场双失意，她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一面在军中散播上校的丑闻，让他颜面扫地；一面制造“主角是上尉男宠”的谣言，企图赢回工作。

但最终结果却是，上校与上尉两人达成默契，一纸军令把艾尔莎调往前线，轻松解决了各自的名誉危机。

艾尔莎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失控的权力是何等傲慢。它今天可以把枪口对准异族，明天就能对准同胞。因为没人能够阻挡和违背它的意志。而马克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离开，并对此感到无能为力。

更大的打击，来自马克斯亲历的事情。

如果回看整部电影，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始至终只有马克斯一个人坚信主角是伪装的波斯人，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可那又怎样呢？

他只是一个底层小兵，尽管他一直尽职尽责，忠诚于组织，但无奈这个组织早已腐朽，只迷恋权威，不在乎真相。

于是我们看到，当马克斯跑到上尉面前，说出自己的疑惑时，上尉轻蔑地问道：“你是觉得，你比我更聪明吗？”

而当影片进入尾声，所有人都忙于撤退，只有马克斯还揪着主角不放，找上校举报时，上校也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说了句：“你是谁呀？”

那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特别是联想到马克斯曾因为找了上校的情人做女友而获得一丝卑微的快感，仿佛借此共享了某种权力，但此刻，一切被无情戳穿，原来在假象的“情敌”眼中，他什么也不是，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此后镜头跟随他走出上校的办公室，只见他茫然地踱着步，呆呆地坐在长椅上，看着眼前仿佛陌生的操场和营房。那个镜头足足停留了20秒之久，以一种关怀“主角”的眼神，注视着这个“反派”的失落。

它在明确地表达一种幻灭，即：一颗忠实的螺丝钉，终于意识到自己效力的这台机器，早已锈迹斑斑，败絮其中。

03

说完马克斯，我们来说上尉科赫。

与马克斯“体制急先锋”的形象不同，科赫从一开始对于纳粹就没有很高的热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加入纳粹，只是因为看见街上两个穿着军装的人正自在地抽烟，一时冲动，就加入了他们。

这不是笑谈，而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它其实在诉说一种“下意识地盲从”。

科赫加入纳粹后，升至上尉，主要负责军队的饮食。他从未直接参与杀人，他也因此心安理得。但其实他只是把良知狠狠压抑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如此才能在集中营的险恶环境中，继续毫无愧疚地生存。

直到他遇到主角，一个伪装成波斯人、化名为雷扎的年轻人。他的内心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发生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关于身份。

在与雷扎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科赫渐渐对他产生信任，进而敞开心扉，直到最后，两人结成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

这种转变首先就体现在称谓上，一开始，在科赫面前，雷扎总是以“上尉先生”相称，后来两人日渐熟识，科赫则直接要求“叫我克劳斯（科赫的名字）就行。”同样，科赫对雷扎的称呼，也经历了从“波斯人”到“雷扎”的转变。

而隐藏在称呼改变背后的，其实是身份的转变，即从“波斯人”、“上尉”这些带有明显族群差异、等级分别的称呼，转变为“克劳斯”与“雷扎”这两个人之间的认同。

也只有把人从“抽象的标签”之中解放，重新指认为一个“具体的人”，才有彼此共情和交往的可能。

第二个层面，关于语言。

如果我们把科赫对雷扎的拯救视为一种“人性的回归”的话，那么“语言”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语言？

它不仅意味着一堆单词，一套语法，或一种表达的工具，它更是一个新次元，或者说是一把打开新世界并重启人生的钥匙。

科赫之所以学习“波斯语”，实际就寄托着他的一个梦想：他想要去德黑兰与哥哥重聚，然后在那里开一家饭馆，过太平日子。

于是当他的“波斯语”日渐长进，距离那个梦想越来越近时，他远离战争、重归和平的那种盼望，也就越发强烈。

还记得他学会“波斯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是的，他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是这样的：

风把云送向东方。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

在云飘向的地方。

这哪里是一个纳粹军官在集中营里写的诗，这分明是一个已经身在德黑兰，与哥哥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小老板，在饭店打烊后的餐桌上写下的诗句。

《波斯语课》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科赫的转变。

他原本是一个情感冷漠的工具人，埋头于工作，无视于“平庸之恶”。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只是一个厨师。”“我不是杀人犯。”

而雷扎反问他的话，掷地有声：“你不是杀人犯吗？对，你只负责让杀人犯们吃好喝好而已。”

最终，当科赫因为雷扎、因为语言，而重新意识到沟通、理解之美好时，他压抑已久的人性渐渐回归。于是他违背了纳粹的军令，救出了即将赴死的雷扎。

从这一角度讲，马克斯和科赫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由“自我的幻灭”体认了纳粹体制的腐朽，后者由“人性的回归”背叛了纳粹反人类的意志，两者以完全相反的途径，实现了同样的觉醒。

而且，也只有这两者同时完成时，雷扎的逃亡才可能最终实现。

04

说完了让我感触最深的部分，聊两句缺点。

在我看来，《波斯语课》和所有“传奇类”影片一样，都容易犯同样的毛病，就是过于依赖“巧合”。

为何如此？

因为所谓传奇就是一件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却意外地发生了。

而电影要让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就必须在剧本层面将其合理化。但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何其艰难，于是“巧合”就成了一种偷懒的捷径。更何况，巧合越多，还越彰显了传奇的“不可复制”。

可是，电影不能这么搞。巧合在塑造传奇的同时，也在消解故事本身。

具体到《波斯语课》，想想也能知道，这是一件多不可能的事情。一个犹太人冒充波斯人，教授波斯语，长达一年的时间不被人识破。

你可能会说，这个电影不是改编自真实事件吗？注意，影片的用词是“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也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完全对应的真实事件，或者多大程度来自真实事件，是不确定的（至少我查阅的资料里，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原型）。那么电影在改编时，就必须为这个离奇的故事，建立足够的合理性。

可是《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够。比如片中只交代了背单词的情节，基于常识我们都知道，只是背单词距离掌握一门语言还差很多，但影片对此只字未提。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导演知道，要拍这个电影有个情节绕不过去，就是必须要让真的波斯人出现，构成危机，但影片对此的解决却非常草率，直接安排了一个功能性角色，帮主角解除了危机。

还有就是，导演为了给剧本加保险，还特意在树林里安排了一个破败的教堂，并且让一个打扮成法军的老人出现在那里（暗示是上帝降临），以此来给整个故事加上“神迹”的光环。这实际正暴露了导演对于故事本身的合理性缺乏信心。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并不会在意这些瑕疵，依然会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我们都期待传奇。

因为传奇寄托着我们对残酷世界的美好想象。

它不需要完美，只需提供足量的慰藉。

更何况《波斯语课》的传奇，如果我们换一种更抽象的讲法，其实是这样的。

犹太人雷扎把2840位遇难同胞的名字编成了一种语言，教给了纳粹军官科赫。从此这段历史，这种语言，世界上至少会有两个人永远铭记。

那两个人不是雷扎和科赫，他们有更响亮的名字，叫作：受害者与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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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明我个人的态度吧，我个人认为，讲述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是不应该采取一种小品化的呈现方式的。

之所以说《波斯语课》对于大屠杀的呈现过于小品化，是因为整部电影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犹太人男主教授纳粹军官假波斯语这一个戏剧性事件之上，整个故事围绕着这两人的关系进行结构。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对于集中营里所有被关押的其他囚犯，电影都仅仅是一带而过，仅仅作为一个被男主记忆的名字，迅速地在镜头前露了一面。这些最终被屠杀的人，不仅仅成为了男主编造新波斯语的符号工具，也成为了电影里完成最后煽情提升的符号工具。然而在此之前，观众完全无法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情感上的移情，因为他们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故事角色进行讲述。唯一进行了角色化讲述的是一对意大利犹太兄弟，然而对这两兄弟的展示也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危机事件。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出现，这个波斯人甚至没有一句台词，意大利哥哥为了救男主，就把这个真波斯人割喉了。对于这个完全无辜的波斯人，观众很难完全在情感上投注在哥哥身上，随后哥哥被击毙也就少了情感上的共鸣（对于波斯人之死其实也没多少冲击和共鸣，导演刻意不让其发声，再一次去角色化而符号化）。那位意大利弟弟也很符号化地被设计成一个哑巴，为了完成男主从自救到反抗的转变。然而男主的这种转变其实也铺垫不足（虽然是符合现实情理的，但在戏剧性上是缺少铺垫的）。因为男主的戏剧张力是围绕着他与纳粹军官关系展开的，这两人的关系在戏剧情景上过于极端，以致于无法真的发展（军官随时可以要了男主的命），所以两次他们关系的深入走心，也只能是军官对于个人情感和个人过往的短暂回忆。

有趣的是，《波斯语课》没有把叙事视角过多放在集中营其他犯人身上，却把很大一部分叙事比重放在了集中营中下层军官的日常生活上。这本身就我来说是一种不错的尝试，还原这些军官作为正常人的一面，他们也会谈恋爱、也会关心午餐吃什么、也会聊上司的八卦、也会担心身材走样。但与此同时，这些正常人会把犹太人的手掌按在滚烫的铁板上，会随意地开枪击杀犹太人。但电影也仅仅停留在对于这种平庸之恶的日常化展示而已，从而让这部电影的很多叙事显得有头无尾。那个始终想杀死男主的年轻下级军人，最后发现了男主被纳粹军官私自带走后，试图报告上级，但结果是不了了之，电影最后对这个年轻下级军人就没任何交待了。其他着墨颇多的几个纳粹女性，最后也是没有任何交待。那电影前面展示他们正常人一面到底要表达什么叙事目的呢？

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与纳粹军官两人关系最后的戛然而止。正如前面所说，因为男主与纳粹军官在集中营这样一个过于极端的戏剧情景里，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深化。那么在集中营被攻陷，纳粹军官带着男主逃亡的时候，两人的关系从囚犯—军官变成了两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进行一次深入地对话交流了。或者再戏剧性一点，解放后纳粹军官作为战犯被关押，男主作为证人进行指证，两人身份互换，再进行一次交流对话，都可以让两人的关系进行一种更深入地探讨。

我始终认为，那些被屠杀的囚犯的名字，让男主说出来，戏剧张力远远不如让纳粹军官自己说出来要震撼地多。对这位代表着平庸之恶的纳粹军官而言，那些无名之辈，那些随便死了都跟他无关的人，这些人的名字，正是他日日夜夜背诵记忆、他所认可的优美动人的“波斯语”。

而电影里，男主与纳粹军官的最后一次分别对话，居然仅仅是男主问：“你何必救我？”纳粹军官说了一句：“我跟你赌了20盒罐头，我不想输。”也就是说，两人关系的结点，居然是让纳粹军官作为一个拯救者贯穿始终了。以至于最后纳粹军官在德黑兰露馅儿被抓，很有一部分观众替他觉得心疼，甚至有种被男主背叛了的不爽感（痴心错付了啊）。

当然，如果这不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的电影，男主与纳粹军官的这种戏剧化甚至带点喜剧色彩的人物关系，是完全没问题的。然而这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电影，纳粹军官是一个双手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屠杀者帮凶，他与男主的人物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他最后拯救了男主角，那这样的电影至少是让我失望的。即使是《辛德勒的名单》，把故事重点放在一个拯救犹太人的白人身上，辛德勒最后也反过来向那些被他拯救的犹太人忏悔说：“如果我当时卖了这辆车，我还能再救5个人，如果我当时卖了这块手表，我还能再救2个人！”那一幕是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真正落泪的一刻。在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面前，辛德勒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不是犹太人的拯救者，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无法阻止这桩罪行而进行弥补的赎罪者。

而比起辛德勒，《波斯语课》里的纳粹军官就更称不上是一名拯救者了。那么导演和编剧，就必须让两人的关系往前继续发展，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纳粹军官保护、庇护、拯救男主这种关系上。

最后我想作为一个创作者，谈一点我自己对于创作人物的想法。创作故事人物的时候，一定不能脸谱化，要呈现故事中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暧昧性。但作为创作者，一定不要畏惧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观点和立场。我想要讲述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有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袒露给观众，我何必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对我而言，讲述故事的乐趣之一，便是创作者与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博弈。笔下人物完全没有主动性是不行的，角色人物不能完全沦为创作者推动故事的工具，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角色，一定是基于自身主动性去行动、做抉择。但与此同时，创作者的态度、立场，让创作者一定要去掌控这个人物的发展，从而传达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观众可以不认同创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可以与创作者争论，甚至可以骂创作者是傻逼，但不能阻止创作者表达的权利。而作为创作者，一定要真诚、勇敢地在故事里袒露自己、甚至暴露自己，这样的创作才是有力量的。

所以对我而言，《波斯语课》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却是一部不及格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一 你知道的，我不写日记的。但凡写点什么，都像是写给你的。况且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我顾不上许多，只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我就去德黑兰找你。 记得我们在街上碰见纳粹军的事吗，那个时候，你很害怕，我的肩膀分明地感到你的颤抖。我趁着人群拥住你，当时不知怎的，我很想笑，你比我小，说话办事感觉比我更像个成熟的大人。我知道你有见地，从未看过你有“不确定”的时刻。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神经质，在你这儿，我愿永远做个小孩儿。 我只是个厨子，你知道吗，只是人高马大一点，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军官。还在厨房做小工的时候，有一次那些指挥官们要出去郊游，吩咐下来准备二十五个人的特色菜。我已经颇能独当一面了，当晚领班突然晕倒，我情急之下叫大家更换食谱，这才让他们军官有饭可吃。说实在的，我是有点得意的。可及至饭点，接到情报员消息，立刻转移，军官们已经撤走，看来哪里又遭到突袭。厨房里再次乱成一团，那些用精美的瓷盘，瓷壶，紫砂器皿装盛的佳肴，转瞬成了剩菜。我追着指挥官的后脑勺愣住了，他在受谁指挥呢？我第一次看到了某种“规则”，就是平日里我们死也要遵守的那些——只是一个空房子，这个房子被不断装满，腾空，装满，腾空，最后房子倒塌，仿佛什么也没有存在过。 在紧急转移的路上，我和同伴都身心俱疲，我死死盯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极慢极慢地把它摘了下来。 有了军衔不久，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一面壁橱，里面屯满了肉罐，酒，面包...屯满了规则。 大规则是恨犹太人，小规则是爱肉罐。 是在监狱后面的树林里和一位老侦察兵谈话时萌生了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经商的想法。你离开之前我就知道你大概早就不做司机了，至于你现在何以谋生，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在你生活的地方开一家餐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二 周二上午，我刚听完女助理云里雾里的报告，士兵带过来一个自称是波斯人的犹太人。他当然是个犹太人了，不用“我觉得”，“说不定”，“有可能”...他就是。年龄会带给一个人这种用直觉判断的能力，就像我只是向那位林中的老人提起你，他便明白了，明白了一切，所以没有问。是啊，有太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应该先问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答案，那别人也没有。而眼前这位犹太人自称会波斯语，这让我一下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还是决定留他在身边。 每天晚上睡前复习波斯语时，最想念你。你懂词素，词根，词缀——那些规则，我不懂，有你来教我，我一定学更快。现在我先学单词，再学介词，后来连词成句，和扎雷对话时，倒也凑合。我问扎雷“我爱你”用波斯语怎么说？他咬着音向我示范。那一刻，我感到了语言的神奇。我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母语中最寻常的概念的时候，似乎会冲淡其中的压力，把里面的心情洗得很纯粹。“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没有犹豫，没有期待回答。

三 你到底在不在德黑兰呢？我的眼睛钉在花名册上。“尤恩”是个多美的姓氏啊，“尤恩·扎雷”“尤恩·欧伊克”“尤恩·麦斯”......总之，你不在这上面。 宿舍风波后，扎雷明显虚弱很多。我知道他也在想办法逃出去，我要帮他。我想你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而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帮他的。 我们都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不能避免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地方，一个人的命运也好，一场战争的走向也好。这是我们胜利或失败，离别或团聚的唯一原因。 可只要我说着我们的“共同语言”，我就用不着劝他，我只消说 “跟我走”，就比命令更好用。 否则他宁可死。你看他，穿着有犹太人标示的褂子，顶着都不属于他的名字，在尝试了一百种一千种活下去的方法后准备去死...你我就是这样走散的啊！ 我叫住了他。

四 扎雷和我的争吵让我清晰地回忆起我和你的争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学习“语言”，我们学习彼此的“语言”，从生疏，到熟练，到升华语言之中的含义，直到发现并不能真正的沟通——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吗？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吗？ 尽管如此，那是这门“假波斯语”最后一次发挥作用。当我在机场被团团围住的时候，我接受了——不是我不该来，而是你不在德黑兰。